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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弘扬民主科学精神,清除封建残余影响
日期: 2009-03-19  信息来源: 《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1期

“民主、科学”与九三学社密切相关,是九三学社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如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的优良传统是爱国、民主、科学;《九三学社成立宣言》提出:“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九三学社历届章程中始终强调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九三学社主办的刊物名为《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名为《为了民主与科学》,邓小平为之题写书名。

从九三学社的角度思考和研究民主、科学,我曾提过四点浅见:第一,民主、科学在本质上与爱国主义一脉相通;第二,民主、科学是九三学社的爱国传统和重要特色,我们理应始终强调和大力弘扬;第三,弘扬民主科学精神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潮流和趋势,并非只有九三学社在弘扬: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弘扬民主科学精神,二是其他民主党派也高度重视弘扬民主科学精神,三是北京大学等高校和许多团体、个人也以弘扬民主科学精神为己任;第四,弘扬民主科学精神任重道远,全国人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心协力地进行坚持不懈的长期奋斗。

今年恰逢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笔者拟重点就上述“弘扬民主科学精神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潮流和趋势”,并结合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略抒管见。

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杂志)为标志,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号召国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还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有人对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历史背景如此概括:由龚自珍、魏源的改革论到曾国藩的自强求富论、李鸿章的缝补论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论,进一步发展到孙中山的反清革命论,历史的发展就像从山上滚下的石头,速度越来越快,力量越来越大,势头越来越猛,以至一发而不可收,令人目不暇接。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虽被推翻,但民主新秩序并未建立。北洋系旧势力对专制王权恋恋不舍,革命派对如何建立民主新秩序意见不一,这无形间为帝制复辟的逆流留下一道闸门,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丑剧一再上演。(危兆盖:《“有容”乃大的政治》,《博览群书》2008年第2期)由此可见当时封建势力之强。

正因当时封建势力很强,所以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反封建性:提倡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在许多人头脑中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专制思想;提倡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对社会上盛行的封建愚昧和封建迷信。有人指出,正是在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之下,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自觉的挑战,对于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等展开了英勇的攻击。他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人民日报》2004年4月28日)

有人将民主、科学称作二十世纪以来响彻中国思想界的两个主旋律。其实,民主、科学虽然在五四运动中才被正式提出,但自鸦片战争开始,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先驱就在为此进行探索和追求。如魏源、徐继畬、姚莹等人在著作中就介绍过西方的民主制度,魏源还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王韬、郑观应等人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大力宣传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和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严复倡导科学精神与民主制度,主张学习西方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并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辛亥革命后,“民主、科学”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诚如胡适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所言:“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关于民主、科学同五四运动的关系,有人指出,人们将民主与科学视为五四运动的当然代码,这实际上是只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工具层面,未看清楚五四运动的目的层面。从五四运动的目的层面看,民主与科学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精神。这种精神,有人解读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认为人们是为民族振兴而要求民主与科学;有人解读为自由主义或个性解放,认为人们是为个人自由而要求民主与科学。有人指出,自由主义主张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曾颇为流行,但后来已被大多数先进分子所抛弃,只有少数运动的右翼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坚持这种主张,并不能代表五四运动的主流。自由主义既没有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政治的民主与科学的繁荣。也有人指出,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爱国与自由,表明了近代以来国人的思想觉悟由浅入深的过程:由物质器物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再到当时的精神文化层面。

五四运动后涉及民主、科学的文化论争,值得提及的是1923年至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反对科学万能和科学主义, 反对把科学当作宗教或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来崇拜。他们或力图区分科学与科学主义的不同,或力主划清科学与哲学、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界限,认为哲学比科学、价值世界比科学世界更重要。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则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联系。丁文江是真正从哲学上对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独立和深入思考的科学家,他认为科学的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是普遍适用的,只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生问题,科学的人生观就是可能的。胡适还列出十条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这次论战的历史影响十分深远,直至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科学观与价值观、人生观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科学发展与人文关怀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仍是学界研讨和争论的重要话题,甚至出现了在研讨和争论中找到共同学术倾向与学术旨趣的所谓“科学文化人”的学术共同体。关于科学派和玄学派的评价,学界意见不一,本文姑置不论。但我赞同某学者所言:在当时中国科学十分落后、封建主义文化非常盛行的情况下,科学派反对玄学派贬低科学的方法,而主张“科学的人生观”,无疑有利于维护五四运动中高举的“科学”大旗, 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思想启蒙,这也是科学派在这场论战中所以能得到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的重要原因。

五四运动后对科学精神的研讨很多,成为社会上的“热点”和学术界的“显学”,说明人们对弘扬科学精神非常重视。但有人指出,很多研讨文章“停留在玄思、随想、心得、体会之类的肤浅层面上”,“远远落伍于五四时代”。因为五四先哲“不仅看到科学的‘形而下’的物质功用,更揭示出科学作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蕴”,“对科学精神乃至科学之‘道’早就有精湛的研究和真知灼见”,“这种历史的倒退让人感到无比汗颜和悲哀”。目前“有关作者对古今中外关于科学精神及其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几乎一无所知”,“在当前急功近利、喧嚣浮躁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中,忙于赶浪头、凑热闹、出风头,根本静不下心来坐冷板凳钻研和思索”。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人文文化,严重缺失科学文化一级”,“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欠缺的恰恰是科学精神的遗传基因(集体无意识)”,所以当前学人研究和弘扬作为科学文化精髓之所在的科学精神应有远大目标:“为了中华文化的补苴改造,为了国民性的矫正提升,为了人的现代化和思想的现代化。” (李醒民:《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10、51-52、66-67、70页)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2页)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真正继承和弘扬了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并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一步弘扬。如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还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还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2003年5月4日,温家宝在看望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时指出,纪念“五四”青年节,我们要坚持和发扬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我们推翻了封建统治,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了新中国。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2006年5月4日,温家宝在看望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时指出,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我们今天讲科学,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遵循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要鼓励创新,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

如果说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并未彻底完成反对封建专制、封建愚昧和封建迷信的任务的话,则“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假社会主义实际是封建主义反对所谓的资本主义,无疑导致了封建专制、封建愚昧和封建迷信等残余影响的空前加强。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简单地归因于封建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封建主义残余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的层次上,巩固和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以传统力量的巨大作用,准备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社会心理基础。我们知道,1957年后,随着“左”的错误的产生和发展,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得以畸形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0页)封建主义残余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错误的发展,加深了体制中的弊病。二者交织并乘,处于一种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状态表现得最典型。“陈腐的封建主义沉渣,借助于最革命的口号和最激烈的行动,以空前的规模泛滥起来:那样狂热的个人崇拜,那样普及的封建仪式,那样野蛮的批斗虐待,那样极端的闭关自守,那样浅薄的虚无主义,那样地践踏民主、鄙薄法制,那样的血统论,那样的株连同罪,那样赤裸裸的女皇梦和林氏父子家天下,等等。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相号召的‘文化大革命’,却导致了比资本主义更陈腐的封建主义的泛滥。”(郑谦:《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2—133页)

关于在思想政治方面未能完成肃清封建残余影响这个任务的原因,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李维汉指出: “封建主义还很多,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这个事,就是打仗。我们所谓反封建就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改变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二是把它的上层建筑打掉了。但是这个根本的东西——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缺少了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封建遗毒这一面。这是一个遗憾。”(石光树:《李维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遗毒》,《百年潮》1999年第5期)

黎澍写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一文,丁守和记得黎澍谈过:“中国封建社会很长,小生产基础牢固,那一套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的思想道德影响深远。近代以来虽然也引入制械练兵之术、民主自由思想,进行过变法、革命,但封建专制思想很少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进行冲击,有力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追求真知,但因当时局势,很快转入政治斗争。”“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反封建斗争,而在思想上却未能进行有力的清算或清理。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自主、自由平等思想本来很少,而我们却也来个‘兴无灭资’,实则保留了封建的东西。我说是否可以说是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他说是这样,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思想在新形式下的发展。‘四人帮’搞的更是封建法西斯专制。”(丁守和:《历史学家黎澍的品格》,《炎黄春秋》1998年第4期)

众所周知,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苏双碧认为,源远流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其封建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惰性,这种惰性就像一个巨大的包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使中国历史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在这种特殊国情中,一方面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心协力地进行坚持不懈的长期奋斗;另一方面,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界限,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界限,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办法、不健全制度界限的基础上,我们对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必须高度重视,否则很难更好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很难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很难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难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于高度重视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林彪、‘四人帮’混淆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所散布的这种奇谈怪论,搞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只怕是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实在的民主,因为它只对反抗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对其他所有的人都保障享有空前未有的民主权利。”“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给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7—502页)

李维汉指出:“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石光树:《李维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遗毒》,《百年潮》1999年第5期)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在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它们“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邓小平又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

五四运动至今已九十周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也三十多年,但不论是对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合理继承和大力弘扬,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历史教训的严肃总结和深刻反思,以及对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高度重视,目前都存在相对薄弱之处,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受此影响,目前社会上确实出现了某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例如,民主与科学在中国已正式提出了近百年,但某些人至今还满足于纠缠在民主或科学是什么?民主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好东西或坏东西,还是个不好的东西或不坏的东西?唯科学、非科学、反科学、准科学、潜科学、类科学、伪科学、赝科学是什么等永无休止的常识性争论中;个别人公开反对改革开放,极力宣扬已被历史否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目张胆地为已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四人帮”和已被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文化大革命”翻案;不少文艺作品通过大肆美化帝王将相的方式,表达对传统社会的崇尚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这在客观上为某些封建思想的苟延残喘或死灰复燃提供了助力(参见拙文《对<大秦帝国>热销和热议的反思》,《人民政协报》2009年1月5日);官本位、家长制、权威性格、任人唯亲、人身依附、以权谋私、专制作风、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封建迷信、人治重于法治、盲批所谓“科学主义”、宣扬神秘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重视有形价值而漠视无形价值、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地看待科学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因此,我们当前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坚持和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内,严肃总结和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历史教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前述划清“三个界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的力度,以便更好地弘扬五四精神、顺应时代潮流、保证“文化大革命”不再发生,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更好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编辑:碧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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