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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勇:一瓣馨香,无尽怀念——献给郑天挺先生
日期: 2009-09-21  信息来源: 历史学系

在今天这个隆重的纪念大会上,我谨代表北大历史学系全体师生向郑天挺先生献上我们的馨香一瓣。

郑先生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1919年五四运动中,曾代表北大学生会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络,推动两地的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导师为钱玄同先生。从事文字音义研究和清朝内阁档案整理研究。1924年夏,任北京大学讲师。三年后去南方工作。1930年11月又随蒋梦麟先生回北大,任校长室秘书。1933年在学校的一场危机中,迎难而上,接任了秘书长。那个时代,北大并无副校长,郑先生肩负着学校的日常行政重担,一直担到1950年。其间教学治学,未尝稍懈。他学识渊博,文史兼治,古今贯通。先后在中文系、史学系执教,讲授古地理学、校勘学、隋唐五代史、明清史等课程,并在历史文献学、西南边疆史、尤其是明清史领域潜心研究,成果卓著。

七七事变前后,蒋梦麟、胡适等北大主要领导都在南方参加国事会议,北大校务实际由郑天挺先生主持。国难骤临,危城困学。师生去留、校产安危、交通阻塞、日伪纠缠,一时局面非常复杂。郑先生沉着应付,处理得当。使大批师生和校产得以安全转移。此后,他又作为北大代表,参与西南联大的筹建。对战乱时期中国学术重镇的重建,贡献良多。为使三校合并后能够和衷共济,他适时辞退行政要职于先,又应急受聘为联大总务长于后。秉公执事,鞠躬尽瘁,个人进退,无萦于怀。

抗战胜利后,郑先生先期北上,为北大复校做紧张的筹备。对于在北平的教师与学生的“甄别”,起了恰当的中和作用。北大得以顺利复原,先生厥功至伟。他从此还兼任了北大史学系的代理主任、主任。

郑先生正直厚道,恭俭谦谨,仁慈忠恕,尊师爱生。田余庆先生根据亲身感受,称赞郑先生兼具“师”、“父”之德之风。他任校务负责人期间,办公室可任师生随时推门径入。在北大历次民主运动中,他都力抗强权,保护师生。从内战初起至北平解放前夕,郑先生一直坚决抵制军警入校搜捕进步学生。为此,1948年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全体学生向他敬献了一面锦旗,上书“北大舵手”四个大字。在北大百余年历史中,获此殊荣者,仅郑先生一人而已。

还有一事,也是佳话:郑先生同北京大学可谓“三代世交”:父亲郑书忱公曾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教务提督”(相当于教务长),公子郑克晟也曾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后到南开大学执教。

众所周知,北大和南开两校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血浓于水”的血缘与学缘关系。如前所述,郑老早在五四和西南联大时期,为北大、南开两校缔结了深厚的交谊。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郑先生调南开大学执教,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合编的《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代序》中,有这样的评价:“郑天挺把自己前半生的黄金岁月献给了北大最艰苦的时期,又把他晚年最成熟的学术带到了南开。”诚哉斯言!郑先生调离北大到南开,虽有令人难解的一面,但也确实使两校间的传统纽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正如季羡林先生在《忆念郑毅生先生》一文中所说:“他调往南开,又给我带来了点欣慰。南开和北大是兄弟学校,友谊极深。他可能把北大的学风带了一点过去,与南开的学风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学风。”

如果说郑先生的一生可以分成上下两篇,我这里只算十分疏浅地说个上篇,南开的领导和同事们会很中肯地讲好下篇。今年也恰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创建110周年。我作为北大历史学系的代表,在此可以略感欣然地告慰我们敬爱的郑老先生、老主任:您所呕心沥血、艰难建设的北大历史学科,今天依然阵容整齐、人才济济。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长盛不衰。先生九泉应笑慰,大业传承有来人。

(2009年9月18日牛大勇代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的致辞)

 

编辑: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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