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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仲伦:30年,没有浪费一分钟
日期: 2010-01-12  信息来源: 中华读书报

第一次和臧先生见面聊天,是在北大俄文楼,《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的首发式上。前后不过半个来小时,别的客套寒暄都忘了,只记得他掏心掏肺地说:“这30年,我没有浪费一分钟。”这句话,他前后说了三次。

命运多舛

臧仲伦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所谓“这30年”之前的历史,简直不堪回首。

1931年正月初一,一个足够吉祥的日子。“九一八事变”还没发生,除了国民党的反动“剿匪”,国家还算太平。这天上午,臧仲伦出生在江南水乡,江苏武进,一个人秀地灵的所在。

年轻人是富有理想和激情的,中学时,他就参加了共青团的地下组织。1949年建国之际,他刚刚高中毕业,怀着理想投笔从戎参了军,本来是要安排入南下部队的,因为是正经高中毕业生,属“高级知识分子”,被留在了南京临时组建的华东军政大学,学校由陈毅担任校长。当时的人际关系是融洽而愉快的,没有尊卑等级,大家可以随便开玩笑。臧仲伦还记得一个例子,当时有人议论,说这个学校人员太杂,小学生、中学生都有,算什么大学?陈毅校长反驳说,我们学校有4万多人,谁有我们大?当然是“大”学。

在很“大”的“学”校里待得不久,臧仲伦调去了华东军区(三野)外国语学校,表现突出,曾在“立功创模”运动中立过三等功。看起来一切都那么好,祖国正在光明的起点,20来岁的年轻人也一样,人生才刚刚起步,而且前途一片光辉灿烂。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阴影无声无息地笼罩过来。镇反运动中,有人完全没有任何依据地揭发说,“怀疑”臧仲伦是三青团成员。这个“怀疑”被写进了臧仲伦的档案,而他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1952年,国家调整政策,军区不再办大学了,华东军区外国语学校的建制随之撤销,校内教职员工大多转去华东外国语大学(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臧仲伦却因为“历史原因”,被刷了下来。他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局了,变成一个没着落的人。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臧仲伦决定参加1952年5月初的高考。不是为了要读书,是要找个饭碗,一个安顿的地方。因为从1952年开始,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大学不但一律全免学费和膳费,而且通过申请,还有获得每月3块钱的补助。

可是考什么专业呢?这时的臧仲伦高中毕业已经三年,一直在社会上辗转,别的学业功课都忘了,只有俄语还用着,他便决定主要考俄语,此外也胡乱报了医学、工程等好些专业,完全是瞎猫抓死耗子的办法。至于选择报考北大外文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仰慕系主任曹靖华的大名和学识。

从华东军区外国语学校解散到高考,中间只有2周的准备时间。臧仲伦把自己关起来看了十多天的书便进了考场,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考的。不久,高考录取名单登在了上海的《解放日报》上。臧仲伦从中间——北外、上外——一所所大学往下看,到最后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心想没戏了,今年没考上。不甘心把报纸翻到前面去搜一眼,最上面是北大,第一个名字赫然就是“臧仲伦”。当年北大在华东区录取了7个人,他是第一名。

人生新的一页揭开了。虽然开头还有些波折——人是考上了北大,地方上却愣是不给他开户口迁移证。他去跑了好多趟,都因为档案里三青团的事被卡着。后来终于搞清楚状况了,负责办事的是个过江老革命,一次说漏了嘴,说臧仲伦的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原来臧仲伦每次去办事,只喊他“秦某同志”,不叫他“秦所长”,秦所长不高兴了。下一次臧仲伦去,秦所长长秦所长短的,很快办妥了一切手续。人生新的一页真的揭开了。

臧仲伦在北大的求学经历也传奇。因为学过俄语,较之没有基础的同班同学,他学得相当轻松。年轻人闲不住,课堂上难免搞点鬼。老师觉得他上课不好好听讲,对别的同学影响不好,劝他干脆跳一级,这样他就直升大三了。才学了一年,1954年,又被保送读研究生,等于大学只读了2年。

反右时,臧仲伦正在读研究生。他那时正在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一本书,天天抱着寄来的清样泡在图书馆,看稿子,没有一句话的言论,没贴过一张大字报。他的委屈就在这里。当时有个分配到外地大学工作的同学来信,问他关于北大大鸣大放的情况,他给同学回信,简单介绍了一下母校的情况,言简意赅地转述了一些言论。这份信的内容被同学转述后,引起其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位同学很坦然,按领导要求交出了私信。结果信中转述和介绍的文字,就成了臧仲伦的言论,由此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而且一戴二十余年。1957年,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但那经历是惨淡的,9月份开学,11月就开始批斗他,之后的岁月里,同学、同事都对他冷眼相待,见面都不打招呼。他是另册上人物。臧仲伦说,他以前一直是个年轻的、要求进步的学生,但那些岁月里,他脑子里最经常响起的,就是《阿Q正传》里的那句话:“不许革命”!

译事多艰

5年时间,北大本硕连读,但臧仲伦学成毕业后,没有一天用到自己所学的专业,只是无尽的运动,连谈婚论嫁都耽误了。也曾在文革期间偷书看,也曾在繁重的劳动期间默背外文。但是,等到1972年摘帽时,臧仲伦自称已“心如死灰,只想做个享有公民权的普通人,娶妻生子,了此余生”。这位1957年毕业的研究生,直到1970年代末,名义上还只是“资料员”,结婚时单位介绍信写的是“教辅人员”。

1977年末,社会环境渐次回暖的季节。臧仲伦也跃跃欲试,想做点事情。但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成见和老规矩、老习惯还在,门槛也多。他在彷徨中无所适从:一方面不甘心蹉跎岁月,欲罢不能,另一方面,作为“有历史问题”的摘帽右派,能干什么和怎么干,又不得其门而入。

就在这时候,他从报上报道得知巴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臧仲伦在1950年代读研究生时,就购买和阅读了苏联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与随想》。他想学一点前辈翻译家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就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巴老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家庭的戏剧》(《往事与随想》第五卷的一部分),中俄对照,逐字逐句地研读。

在此过程中,他固然体会到了巴金翻译的一些妙处,但也发现了一些误译和翻译欠妥的地方。但以他的温绵性格和被长期曲折的经历,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处庙堂之高”的巴金“提意见”,尤其担心自己“没事找事,自讨没趣”。但他的妻子胡明霞却是天然的乐天派和爽快人,她鼓励臧仲伦试试看,大不了碰个钉子,也不损失什么。臧仲伦这才写了封“言词恳切”的信。因为不知道巴金的地址,信是寄到《文汇报》编辑部请求转交的。

信于1978年3月初发出后不久,他收到了巴金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仲伦同志: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那些意见……”并自认翻译错误有的是“照英译本译的”,有些则是自己“弄错了,不能怪英译者”,表示重译时一定参考臧仲伦的意见,并请求臧仲伦为他校订《往事与深思》(巴金最初所译书名)的新译文。

巴金亲自开启了臧仲伦翻译事业的大门,从此,在北大筒子楼一间十四平方米的陋室里,他挑灯夜读,开始了兢兢业业、夜以继日的工作。他的优势是能够对照俄文原文校订,比如书名《Былоеидумы》,以前有人译成《往事与回忆》,巴老改译为《往事与沉思》、《往事与深思》、《往事与思想》等。臧仲伦提出若契合作者本意,译成“随想”、“随感”、“杂感”更妥当些。巴金因此将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并称“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

像所有的老辈学人一样,臧仲伦在工作方面严谨、规范、一丝不苟,他有一个大笔记本,逐年记录了他的“著译一览”,其中第一页记的是1979年,列着两条:1,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校),巴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托尔斯泰:《谢尔基神父》(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也是两项,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成果越来越多,而且之前的多是“校”或“合译”,后面的“译”、“论文”和“讲座”多起来。

翻译貌似极简单,把别人说过的话换一种语言再说一遍。其实是高难度的再创作,是一种艺术。臧仲伦曾全力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其间正好有机会于1992年前往莫斯科大学访问。借此机会,他踏遍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街小巷,一一寻访《罪与罚》中主要人物住过的公寓,书中提到的木匠胡同、干草市场、小市民街、叶卡捷琳娜运河等,痴迷至此,翻译起来才觉亲切。

30年来,臧仲伦不仅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专家,还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列夫·托尔斯泰、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很多经典作家。经由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包括《驿站长》、《钦差大臣》、《往事与随想》(合译)、《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死屋手记》、《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暴风雪》、《自家人好算账》、《大雷雨》、《切尔卡什》等,近一千多万字。另有二三百万字的译作,由于种种原因,或还是手稿,或已经在出版社一躺十余年。2007年,他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在潜心翻译创作的同时,臧仲伦对文学翻译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思考,出版了专著《中国翻译史话》。他是新时期以后倡导和致力于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批学者,为北大俄语专业“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给北京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理论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此外,他还为曹靖华、巴金、朱海观、王汶、郭奇格、朱祖荣和芳信等七位翻译名家校阅翻译作品包括《铁流》、《往事与随想》(第一、二卷)、《罪与罚》、《白痴》、《一江春水》、《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总计约250万字。可是,校阅工作有时候连其署名权都被漠视了,即使署了名,仍然不被重视。我在高校做过随机调查,别说普通大学生和研究生,就是很多文科学者,也未必注意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是谁,非翻译专业的则几乎没人留心过校者。也就是说,臧仲伦的相对一部分工作,是真正的“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往事与随想》影响的辐射,他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重视。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往事与随想》无疑是臧仲伦工作的两大巅峰,尤其是后者。他在巴老已经翻译出版的一、二卷之后继续翻译,2009年4月,全书译完出版。上下卷共一百多万字,首次源自俄文原版的中译,在1993年推出的最早英文转译本基础上,内容净增30万字。是他“拼了几年老命”工作出来的成果。

臧仲伦自我总结说,他的一生有三个30年的“想不到”,第一,1948年,因为看《家》、《春》、《秋》而向往革命,加入共青团,没想到30年后跟巴金一起校订翻译书稿。第二,因为慕曹靖华之名报考北大俄语系,1957年毕业,没想到30年后为刚刚过世的曹先生校阅其翻译代表作《铁流》。第三,1979年,巴金翻译的《往事与随想》一二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没想到30年后,他出版了该书全集。有了这三点,他的人生倒也快意传奇。

人生多福

臧仲伦将自己全部的心血献给了翻译事业,首先因为这是他的专业;其次,1978年时“什么都要通过组织和领导,连结婚都要”,翻译是他唯一自己能单干的事情,是他最后一块自留地,他的灵魂可以自由飞翔的唯一领地;最后,翻译也给了他极大的满足。巴金曾说自己喜欢《往事与随想》,是因为要借赫尔岑的口,说出对四人帮的控诉。臧仲伦也有很多话要说,也只能假他人之口。

多年来,臧仲伦的翻译工作到了疯狂的状态,虽然年逾古稀,而且患有青光眼,视力不好,但他每天早上5、6点钟起来,伏案工作一整天。在房间的另外一边,另一张书桌上,他的“仙妻”胡明霞埋头为他誊清译稿。

她熟悉他的字体、翻译风格、涂来改去删节添加的习惯,誊抄过程中还能帮助发现文字漏洞。誊录工作量极大,最严重的时候,胡明霞抄得右手肌腱损伤,手腕肿起来连笔都握不住。她从那一次开始下决心学电脑打字。不会拼音,就学五笔打字,第一个小时打了6个字。说起这些“趣事”,胡明霞哈哈地笑,满头银丝在笑中微微地颤。

很多年来,夫妻俩就这样在自家的小屋里,一个翻译,一个电脑录入,静静地工作,一日复一日。几千个日夜,换来几千万文字,还有默默的一声叹息。

采访中,臧仲伦说过一句听来痛心的话:“我翻译,并不是我只能翻译,我还能干别的。”老一代学人的人生当中,每每都有这个“别的”。但因为命运、机缘,还有时代的原因,那个“别的”,最终也只是一个梦,成为垂垂老者生命中一道绚烂又凄丽的霞光,或者,一道不足为外人道的伤痕。

但不管怎么说,臧仲伦对自己的人生是满足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做了最大的努力,将事业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一个性情、志趣相投的老妻,一个幸福的家庭,和巴金共事的一段译界传奇,还有春秋每年定期的旅行和出游,他在书房里和阳光下,享受着自己迟到的事业灿烂和人生幸福。老夫老妻布满皱纹的手,总也拉在一起。

如今,翻译之余,臧仲伦也在写他的《随想录》,不是为了留世,只是出于一个学人的本能,思考、写作、记录……

 

编辑:碧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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