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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儒生思想 诗人气质 史家学术
日期: 2010-03-11  信息来源: 光明网

陈寅恪

我认识、了解的陈寅恪先生,可以用这样十二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先谈儒生思想。我觉得陈先生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听说当初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有三位名教授,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一位是汤用彤先生,一位是陈寅恪先生,当时就有儒、释、道三种说法。冯先生是大胡子,人称“冯老道”,代表道教;汤先生是研究佛学的,是代表释教的;陈先生就是儒生,代表儒教,故时人用儒、释、道三字来代表这三位教授。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想还是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思想是介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作过《讨粤匪檄》,檄文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中国的名教,讲孔孟之道,讲弘扬儒教;说太平天国要破坏中国的名教,破坏中国的孔孟之道,要搞耶稣,搞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曾国藩的思想的核心及他一生的行为、言论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家。而陈先生说他的思想介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敬仰。南皮指张之洞,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也是陈先生钦佩之人。当然,介于湘乡南皮之间的说法是比较早期的说法,是上世纪30年代的说法,到了60年代陈先生晚年是否依然如此呢?我觉得是没有根本的改变的。关于此点,吴雨僧先生在他的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说寅恪的思想没有改变,还是跟他开初想的一样。

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教授哲学史的报告中,又说思想出入于“咸丰同治之际”,为什么陈先生不说“同治光绪之际”或“光(绪)宣(统)之际”,而说“咸丰同治之际”呢?至今我对此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只有想,曾国藩是死在同治十一年(1872),是否陈先生所说的“咸丰同治之际”是与“湘乡南皮之间”相呼应,以推崇曾国藩呢?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点,我还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小事来加以说明。他在给王观堂的挽诗中已经讲了关于儒家传统文化。有一位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讲过这么一件小事:王静安先生遗体入殓时,清华一些老师与学生都去了,对王先生遗体三鞠躬以敬礼。不久,陈寅恪先生来了,他穿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是三叩头,一些学生见陈先生行跪拜礼,也跟着行跪拜礼。实际情况我不大知道,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陈先生在王静安先生入殓时行的是跪拜礼,这个就是封建文化、封建传统的很典型的一个表现。陈先生不行洋礼三鞠躬,而行传统跪拜礼。

还有一个例子,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说陈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时,有一些陈先生的学生到上海陈先生家中去谒见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这帮学生谈话,散原老人坐着,这帮学生也坐着,而陈先生是站在旁边的,并坚持到谈话完毕。这说明什么?这是过去时代很严格的旧式家庭的礼教,指导这种礼教行为的是什么思想呢?当然是儒家思想,是孔孟之道。

还有一个例子。今年暑假,天气太热,我看新近出版的《郑孝胥日记》。《郑孝胥日记》共五本,两千多页,我用五十天的时间翻了一遍。郑孝胥死于l938年,散原老人是“七七事变”后,拒绝服药、进食,在忧愤之中过世的,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当时做汉奸的郑孝胥与散原老人是老朋友。郑孝胥在东北与另一位叫陈曾寿的老朋友谈到散原的去世,非常悲哀。他居然也悲哀!他不知道自己与散原实际上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立场。l937年下半年,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听说散原去世了,在他身边有一个儿子,就是在清华做教习(他不用教授)的那个儿子。他说,这个儿子既不给散原开吊,自己也不服丧,言外之意,似乎这个儿子是离经叛道的。1937年冬,郑孝胥从东北跑到北京来,在某一天日记中,他写道:到散原家吊唁,见到陈隆恪及陈登恪。郑孝胥在东北听到的谣言,说陈寅恪先生不为父亲开吊、不穿丧服。我想是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陈先生才不愿意开吊,但是郑孝胥日记中说陈先生不服丧,是胡说八道。因为就是1937年11月份陈先生全家到南方途经天津时,我曾亲见陈先生穿着布袍子,即传统孝子的衣服,陈师母头上还戴着白花。所以说,散原老人去世后,传说陈寅恪先生不开吊是有可能,是因为陈先生不愿在沦陷区开吊、办丧事,但是说他不服丧,是郑孝胥的传闻之误,也可能是他的偏见。从这个例子来看,陈先生遵守、维持传统礼俗,也就是尊重传统文化。

接着前面“湘乡南皮之间”说,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是讲船坚炮利,指西方的声光电化,而陈先生对西方之学的认识,比张之洞要高得多。关于此点,我们从陈先生留学时期与吴宓的谈话(据《吴宓日记》)中看出,如陈先生对照中、西方哲学,认为西方哲学比东方哲学高明,更有思辨性,所以,陈先生对西方的文史之学有很深刻的认识。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当然,不表现在船坚炮利。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表现在学术自由。陈先生送北大学生的诗,季羡林先生已引其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其二是这样说的,“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说天生我这么一位狷介的儒生,我念书不是为别人,是为了我自己,我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研究。然后又对北大学生讲,“平生所学宁堪赠”,我平生所学没有什么值得告诉你们的,最后一句,“独此区区是秘方”,意思是只有这区区的一点是我的秘方。秘方是什么呢?就是“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独立思考,并有独立之思想,不为别人希望的某种实用主义左右而读书。对学术自由,陈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直到解放后写《柳如是别传》,我觉得这一点是陈先生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蔡鸿生教授《“颂红妆”颂》中谈到的“颂红妆”。陈先生所谓的“颂红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男女平等、民主自由之思想,当然,他的思想比西方民主自由还更深一步,对红妆的理解,对红妆的同情,对红妆的歌颂,他的思想基础,还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如果没有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东西,如孔孟之道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那就是另外一种想法。所以说,陈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三纲”“六纪”是他信奉的东西,同时,也有“西学为用”,他的“西学为用”表现在学术自由,表现在“颂红妆”等许多方面。这看来似乎很矛盾,实际上恐怕并不矛盾。因为人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在转变时期,有这方面的东西,也有那方面的东西,可以理解。

第二讲陈先生的诗人气质。气质是什么东西,比较复杂,包括性情、感情、思想等。陈先生诗人气质是十分浓厚的。他作诗有各方面的因素与条件。首先是他的家世,散原老人是一位著名诗人,成就很突出。据说宣统年间(1909—1911),有一个叫陈衍的福建诗人立了一个“诗人榜”,榜上没有第一名,实际上第二名就是第一名,这个第二名就是汉奸郑孝胥,第三名就是散原老人。可见当时公认散原老人的诗是很好的。陈先生的父亲是大诗人,陈先生的母亲俞夫人,也有诗集传世。他的舅舅俞明震,也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名的诗人。所以,陈先生的家世是一个诗人的家世,他从小受到作诗的训练,受到了诗的熏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觉得陈先生的诗人气质还表现为多愁善感。这是老话了,诗人都多愁善感,陈先生也是这样的。善感,陈先生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中表现出感情非常丰富、非常深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多愁呢,李坚先生讲陈先生诗中体现的悲观主义,讲得十分细致。陈先生确实有悲观主义,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有关:抗战时期避难来到南方,已经流离颠沛;后来香港沦陷,又流离颠沛;然后回北京。这几件事不能等量齐观,但都使他产生一种流离颠沛的感觉,因而出现害怕战争、躲避战争的想法,加上陈先生晚年眼病,经过三十年逐渐加深并最终失明,复又腿部受伤,卧床不起,这切身的折磨使他感到悲观,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陈先生的诗人气质,我想还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有一个口述自传,有英文本,听说香港也出了中文本。在自传中,他讲到,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一战”期间到哈佛去,夏天,在哈佛校园中看见一个中国学生口诵中国诗歌,来回朗诵。这位学生的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边。大家都知道,从前西方穿衣服,衬衣后部因很长而应塞入裤子里面,露在外面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洪先生看到这人有些奇怪,就问别人此人是谁,别人告诉他,这是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学生,叫陈寅恪。从此记录可见陈先生是落拓不羁,有诗人气质的。

由诗人气质我联想到陈先生很喜欢对联。他常以对联这一形式来开玩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他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而这帮学生为梁启超的学生,所以这帮学生也就成为了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天子同学门人”,意思是王国维先生是南书房行走,在某种意义上是宣统的师傅,你们呢,就是宣统的师傅的弟子,与大清天子是同学啦!可见,陈寅恪先生对联语很感兴趣,而且有一挥而就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出过中文题,一题目为“孙行者”,据说考试时,有学生对为“胡适之”,这个学生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先生。我问过周祖谟先生,他说确实如此,不过后来与胡适先生见面时,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除此事外,那一年研究生的中文考试卷中也有一个对联:“墨西哥”,据说也没有人对出来,这是听北大西语系英语教授赵萝蕤先生说的。赵先生那年从燕京大学毕业,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是在纪念吴宓先生的会上听说的。由此想到,季羡林先生去韩国后回来说,韩国的人也很喜欢写对联,好像吃饭时以写对联来唱和,作为一种游戏。对联不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字,还可以了解平仄。对联要对得好很不容易。我们北京大学有一位现已过世的王瑶教授,为纪念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文集中有很多很好的文章,很感人的文章,是王先生的学生写的。文章后附有一些对联,但与感情丰富、文采飞扬的纪念文章,极不相称。对联甚不工整,甚至不像对联,说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古典文学的训练方面还有待改进。我觉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如果不能写一点诗,不能够写几句古文的话,恐怕不是很完美的,这正如研究京剧的人应会唱几段一样。

第三点我想谈的就是陈先生的史家学术。陈先生的学术是很广泛的,博大精深,但归根到底是史家,即陈先生的研究重点在历史。虽然陈先生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佛经,又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对中国古典文献也非常熟悉。总而言之,他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来研究历史。陈先生的历史之学归根到底得益于什么?陈先生脑子非常灵敏、敏锐,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可以看到。怎样分析陈先生研究历史看得这样透彻、分析得这样精深呢?我觉得与辩证法有关系。就是说,陈先生的思想含有辩证因素,即对立统一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的思想、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思想。在许多混混沌沌之中,他能很快找出重点,能因小见大,而这些思想、方法与辩证法有关。比如说,他讲唐朝的政治,把中央的政治与少数民族的情况联系起来,把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东西联在一起,陈先生的论文很多属于这一类。我们从中看不到的关系、因果和联系,陈先生却能发现。又如,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陈先生从这篇文学作品联想到魏晋时期堡坞的情况。还有,讲唐朝制度的来源,陈先生能找出众多来源中的重点,加以分析。再如,对曹魏宫中事无涧神事,陈先生认为无涧神就是阿鼻Avici,即阎王爷的地狱,并由无涧神考察到曹魏时期可能已有佛教在社会上层流传。又如,陈先生考证武惠妃的卒年,究竟是在当年年底,还是在次年年初,与当时政治无甚关系。但陈先生的考证,是为了考证杨贵妃入宫,杨贵妃是什么时候入宫的。而考证杨贵妃入宫的时间,是为了考证杨贵妃什么时候嫁给寿王,是否合卺。而杨贵妃与寿王是否合卺(是否以处女之身入宫),与李唐皇室不讲礼法、具有胡族之风的事实是相连的,这才是陈先生所要说明的问题。

我所讲的陈先生的史家学术,都是在陈先生解放以前著作中所见到的。从《柳如是别传》就更进一步看到陈先生写书时的确非常投入,设身处地,把自己搁在钱谦益与柳如是当时的环境之中。对钱谦益、柳如是两人该肯定的地方肯定,该否定的地方否定,富于理解与同情。这部书与陈先生过去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里面有很多地方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如用偈语、律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与历史人物浑然融为一体。这种做法,是陈先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周一良)

 

编辑:碧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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