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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与突破—2011中国经济论坛特别声音
日期: 2011-04-21  信息来源: 本网综合

2011年2月19日,《中国经济》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电视台《财经五连发》联合举办了2011中国经济新春论坛。我们期待,这些来自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家的声音,会带给您更多的启发。

变局与突破—2011中国经济论坛特别报道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2011年将是最有变化的一年,也是最有生机的一年。中国经济保增长历来问题不大,调结构问题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结构矛盾沉淀得太深。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内需和外需结构严重失衡。再看投资领域,投资里面中国产业结构矛盾存在一系列的失衡。再看消费,消费结构里面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再进一步看,我们的收入分配,其实收入分配里面不仅是水平问题,GDP的增长速度快于居民的收入增长,城市快于农村,这里面真正的消费者是居民,显然内需不足。再说政府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大概超过50%,地方财政收入占收入总盘的45%。但是财政支出里,地方财政支出将近80%,中央是20%。这是严重的财政收入支出不匹配。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今年我们在整个宏观经济当中,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经济发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物价。这三者之间,显然经济增长速度是关键。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过高,甚至偏热,那么我们就贻误了调整机遇。同时我们很难把物价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水平。所以我担心中国经济,不是担心它低于8%,而是担心它的速度偏快,甚至说是偏热。我们看过去30年,平均增长速度9.8%,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8%到9%应当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速度。 

魏杰(清华大学教授):第一,2011年出口不可能有太多的增长。因为我们出口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占了出口总额的比例很高。美国在调整,欧盟也在调整。调整的目的实际上都是缩小市场需求。第二,新增投资还看不到,投资的拉动力也在减弱。第三就是消费。消费对增长贡献在1/3左右。但是我们消费的贡献里面,80%左右是三大核心消费:一个是房子,一个是汽车,一个是家电,这三大核心消费占到80%。而现在三大核心消费,一个是房子我们要调控,交易量要下降;一个是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北京开始限制了;再加上家电已经经过两年的开发。所以今年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就不错了。

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我们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的根源都是我们财政税收体制。现在的财政税收体制,要求地方政府,过多的把自己的财政税收跟当地经济发展结合,而不是当地的财政的支出跟当地的社会支出的需要相配合。所以,各个地方政府靠卖地提高GDP,卖了地投资。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中央的钱要转给地方政府。这是改革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整个税收体制的改革。不能像现在大量的税收放在扭转体制上,大量的税收放在个人所得税上,这个方面需要新的改革。

2011年中国收入发展: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危险。因为中国的GDP到去年年底达到了39万亿元人民币,大概5万8千多亿美元。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距离上中等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从挑战来说,可能面临一个长期停滞,难以均衡发展,一系列的经济失衡、滞胀问题、结构问题、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和政治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使社会难以稳定成长和持续。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资源配置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照腐败支出配置。这种制度不鼓励创新、进步。由于种种原因,技术创新水平差,所以实现不了转变。过去低收入增长优势逐渐失去,土地、劳动力工资、煤电运油开始涨价。这样形成了一系列不可持续。所以这两个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最终导致效益减慢,最后出现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达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应当说不同程度的都存在这个问题,有些方面可能还很严重,有些方面可能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如果说是有什么危机或者风险的话,就是如何穿越中等陷阱。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目前调整结构存在的什么问题:一方面突破经济增长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我们这种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导致我们民众不能更多的去享受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福利和实惠。这样的话,一方面就会导致尽管经济增长,但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投资拉动经济消费萎缩。我们消费这辆马车拉动不了。十二五规划明确强调要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的局面,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这是在文字上,我们第一次把三辆马车的序列改了一下。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显然得让消费者有钱,没有钱不能消费。所以还是要增加大家的收入。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提出这两个同步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第二就是劳动报酬的提高,要和劳动生产力提高要同步。所以,今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应当是我们城乡经济收入有一个较好较快增长的一个阶段。

2011年房地产新变局:

冯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今年的这些调控措施,短期是恰当的,长期我们还要改。现在的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为主。预计这些措施实施以后,能让我们观察到结构上的变化。保障性住房的品种,应多一些租房,少建一点经济适用房。现在重新调整几个房地产市场结构,我认为等这个结构稳定下来以后,临时性的限购措施会取消,我们更多的要升华市场。只有市场化的手段,才能最后起到良好的作用。现在的政策我最担心的是在加强调控的时候,政府部门在自我加强,公权在增加,而市场化强调的是私权。我们要注意这个方向。我们用这个需求的空间,换出来时间加紧改革。     .

毛大庆(万科集团副总裁):.我始终认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在中国还有相当长的发展前景。这个行业需要自醒和自悟,过去的十几年,如果没有这个行业大胆的创新和发展,没有这个行业敢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我想中国今天的城市化,我们老百姓的居住,我们的生存条件,我们的奥运会,我们的这些国际化城市的发展,也不会是这样。房地产行业如果再像前十五年那样发展,可能是短命的发展,可能会猝死。从现在的格局和发展来说,我想这个行业能从内分泌失调的状态回到和谐平衡的状态。因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快速不规则的发展,要把它捋顺的话,需要加法跟减法并行。所谓加法就是不断的加强,我们今年所说的保障性的,和以保障性为特征的住房建设,也包括了大量的普通商品房。减法,我想政府需要快速的挤出那些不正常的资源配置态势,挤出所谓的投机跟投资性。

刘晓光(首创集团总裁):保障房的加大,肯定是一个带给老百姓温暖的举措。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得思考。这里面有一个中间地带。有一部分人,可能享受不到保障房的待遇,但是他买商品房能力又有限。这部分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是我们要思考解决的问题。从房地产角度讲,明年的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宏观调控非常有成效。房地产的销售量下降,价格也有所下降。一种情况是可能又出现了动荡。    

陈淮(住房和城市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第一.,调控城市结构。我们需要中国的二三线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才能最终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相对平衡,房价和老百姓购买力相对平衡。第二我们需要争取一段时间,让那些有改善需求,但是还不是太急的再等一等。我们先把供给满足那些最低端的、住房最困难的。第三,我们需要一段时间,缓解我们的土地、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不然的话,我们的能源、交通运输、基础原材料的供给,都会发生很大的断裂。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最后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通过收入增长,缩小房价和老百姓收入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个差距,不仅仅是靠房价的降低,也靠老百姓收入群体性的提高。

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

李庆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货币的话语权并不容易得到。我对国际化有一个理解,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人民币要国际化,它意味着中国在各个方面要加快改革,比如说在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汇率和利率的改革。第二是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市场的参与者,包括机构、各个企业以及自然人,他们在市场上往往是利益和风险不对称,想的大部分是利益,很难自己去面对风险。第三个是宏观方面,我们要想得到这个话语权,我们的货币政策,我们的财政政策以及各其它的政策都要受到束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进程,来推动国内各个方面的改革。我觉得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是滞后的,我们没有国际化的机遇来推动各方面的改革。把改革真正做好了,我们才能获得人民币的话语权,也才能对美元做出挑战。

杨再平(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人民币国际化的布局:第一步是话语权问题,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在国际上有我们的话语权。一是要对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战争说不,尤其是美国,一直要我们升值。二是对不负责任的,又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说不。第二步是要从贸易结算做起。至于热钱问题,我觉得跟我们外汇的管理,尤其外汇储备等等有关,就当前来说,跟汇率有关。

曹彤(中信银行副行长):首先汇率的稳定比浮动要好,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因为稳定对经济参与的主体都是有好处的。汇率的自由浮动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最终成为储备货币。如果最终不能成立一个储备货币,像现在日本,反而让日元大幅波动,对国内的经济会有影响。当然中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形势,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合理的全球货币机制,扭转这三四十年复杂动荡的局面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2011年中国股市: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从理论框架说比较好说,经济基本面要好,大家预期好,但是具体到中国股市的表现,我观察以往若干年的表现,始终是好的机会非常短的表现一下,然后进入很长的震荡和低迷的状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得很快,去得很快,这可能是造成很多投资者困惑的一个表现特征。现在在基本面支撑方面其实在趋向好转,因为我们已经告别了前面几年金融危机经济相对的低迷,我们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按照经验大约三到五年的时间,不管是加息和收紧,这个动作的密度如何,不出大的意外,今后几年是加息通道比较快的几年。股市方面还在酝酿它的动能,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制度安排的判断,我觉得中国的股市这几年总体上是越来越健康了。

杨健(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巨大的财富在国家手里,财政政策才有效果。那么在中国财政如此强大的情况下,让它出现一个巨大的牛市,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财富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让很多财富都向股市里流,这个可能性很小。如果让它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牛市的话,除非是资金充沛,除非中国把市场打开,向全世界打开,像美国一样吸引全球的财富,有相当持续的过程,否则我个人认为很困难。

滕泰(民生证券副总裁):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股市的特点,跟基本面相关的话,那大家跟GDP做股票就行了。实际上往往不那么简单,有可能是一种预期,比如说预期落差决定市场的走向,这是我今天提醒大家的一句话。

吕随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股票市盈率大约平均来看是10倍左右,可以说估值处于相对历史较低的水平,但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从结构上来看,股票的市盈率也有可能仍然是偏高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这里面我想强调一点,2011年的股市为什么不要看得这么悲观,就像刚才滕先生所说的,我们做出悲观预期的所有前提,实际上都有被夸大的因素。那么从其它因素看,2011年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因素,可能是在于美国经济即全球经济的复苏,成为一个最主要的焦点。换句话说,我们是由于现在存在各种经济结构过热的问题,由于政策面偏紧才导致了悲观的预期,才导致了市场的不景气,但是这个很快会过去,所以2011年中国的股市,我判断它应该随着全球股市一起上涨,只不过我们的涨幅可能要小一些,我们的表现会相对弱一些。

201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我觉得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可能是富含着金矿,但是谁能够真正淘金成功,这就是各位生产决策者的竞争了,不论是这里面说到的新能源还是新能源汽车。还有材料装备制造业、生物技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等七大新兴产业,在这里面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投资者挑选的时候,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你更注意去了解一手情况,看到在政策不确定情况下种种具体的局部的影响,而在政策具有确定性的前提下,把政策导向看准的东西,跟你分析出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可以促进积极的投资,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从长远来看,资本市场走向成熟,越来越回归到基本面揭示的运行轨迹上去,如果大家认同政策给了它支持,而且这个支持在具体的框架出来以后,还要落实到可具体的操作上去,比如财政对于新能源支持2千亿,怎么样去操作,要有很多实施细则。

吕随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金融创新本身是一个双刃剑,那么一方面金融创新推动很多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机构在不断地实壮力大,从而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而对普通投资者来讲,这些工具又有很大的风险,少部分人如果利用这类的金融创新工具来操作市场,很有可能会导致流动性的匮乏,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但是另一方面要注意金融创新的风险。  

2011年企业尊严:

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民营经济在经济比重中是有所上升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不可否认。下一个阶段,展望十二五,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想方设法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这里面一是用工难,二是用地难,三是融资难。还是要减税,减少民营企业在用工环节中的很多的税收。

黄桂田(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谈到民营企业尊严问题,我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到今天,通过他们自己的实力,对社会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尊严。但是这个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有自身的问题,也有税务的问题。在十二五期间,除了社会要给民营企业同等待遇,包括政府、行业准入、相关的融资政策,还有土地政策,和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之外,另外一个方面,民营企业要赢得和他们一样的待遇,赢得社会的尊重,赢得政府的信任,赢得国家的支持,那么我们民营企业自身,在十二五的关键时期,的的确确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我们还得从根本上正确地认识民营企业。我曾经讲过我们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他们做了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为我们的民众提供了就业岗位和就业机遇。我们现在新增就业70%,这是在民营。第二,我们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务。我们现在消费的产品,相当的数量来自民营企业。第三,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向政府提供的财政税收。做这三大贡献的人,在今天应当是我们最要尊重的人。

2011年解读十二五:

黄桂田(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谈到要把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成创造大国,我认为中国处在一个特殊阶段,既要有强大的中国制造,也要扶持创新。这个不矛盾。从生产技术来讲,我觉得加强中国创造、技术创新,是关键,是前提。我要说的另外一个创新,就是制度模式和组织的创新。我认为在创新方面,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要并重。

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人从来不缺革命精神,从来都有。但是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定的制度保护。对于真正搞创新的,真正有专利的,真正有核心技术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回报。保护过多是不行的,但是要有回报。这是制度。还有非常重要的:我们各级政府,谈了很多创新、创新产业,可GDP最直接的组成部分,还是投资还是房地产,兴奋点不在创新上,还在房地产,还在税收上。兴奋点不改变的话,地方政府就不可能对创新有真正的支持。所以财政税收体制,非改不可。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如果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日益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并且日益加剧。第二,投资消费比率失衡。第三,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第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此外还有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机遇发展不均衡等等诸多问题。显然,从中国经济深层次来讲,我们确实是面临着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按照总书记提的要求树立两个意识,一个是机遇意识,一个是忧患意识。

 

编辑: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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